图书在版编⽬(CIP)数据 《周易»卦序问题综论/美)舒来瑞著;夏世华编译．⼀武汉：武汉 ⼤学出版社,2022.4 ISBN 978-7-307-22576-3 ⼯.周…I.①舒…②夏•亚.周易⼀研究I.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09316号 出版发⾏：武汉⼤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 (HIFHBAN: cbs22@whu.edu.cn kg]hl: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720x1000 1/16 印张：13.75 宇数：202千字 版次：2022年4⽉第1版 2022年4⽉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2576-3 TE fT : 69. 00 7t 作者⾃序 1984年，我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的⾼等博物馆举办 了⼀个中国传统⼯艺和技术的展览。展览⽬录讨论了具有世 界意义的中国的四项发明：纸张、印刷、⽕药和指南针。这 些发明影响了全世界⽂明的发展，特别是对欧洲探索时代和 知识传播的贡献。此前的1982年，我完成了关于明代来知德 易学的博⼠论⽂，并获得了普林斯顿⼤学的学位。经过40年 对来⽒和他所属的“象数学”思维的研究，我开始意识到，还 有第五个中国发明并没有被普遍承认，但它对现代⼈⽣的影 响，⾄少和前⾯提过的四个⼀样⼤，那就是⾸先实际应⽤了 ⼆进制的观念。11世纪的邵雍把六⼗四卦组织为“先天⽅ 图”，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进制的模型。过了600年，邵⼦的 发明被德国的数学家⼽特弗⾥德·威廉·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公元1646—1716年)看到，他认 为如果所谓的柔⽘代表数字0，刚⽘代表1，那么“先天⽅图” 的卦序列，就是⾃⼰⼆进制数系统的先祖。又过了300年， ⼆进制数变成我们数字时代的基础。 邵雍的“先天⽅图”是我所研究的来知德在《周易集注》 中附录的⼀百多张图表之⼀。在开始准备论⽂的材料时，我 就花了四个⽉去证明那套图表与来⽒的易学⽆关。与来⽒同 处16世纪的许多其他学者，如钱⼀本、杨时乔等，都是多产 的图形制作者。来知德因为⽤他1599年的书中的⼏幅图形来 解释《周易》⽽闻名，这使得后来的出版商收集了其他作者 的图表，并将它们添加到来⽒的《易经》解说之后。其后 《周易集注》的⼤多数版本，情况都是如此。 那些图形多半是⼋个三画卦或六⼗四个六画卦以各种不 同⽅式的重新排布，⽽它们以图⽰的⽅式展⽰了卦之间的关 系。⼀般来说，作者们认为卦⽘辞在卦⽘画中有其来源。那 些⼈也倾向于同意其他易学家（甚⾄包括其他象数学者）完 全⽆法理解这些关系。因此，他们强调先看卦⽘的结构，然 后将卦⽘的视觉形象带⼊对卦⽘辞的理解之中，他们由此提 出了许多不同的⽅阵和圆形阵列，让⼈查看卦的类型和该类 型的意义。总之，这项活动产⽣了⼀个丰富的⼈⼯的卦序列 图形数据库。 我的研究也使⽤了象数学者“先看卦”的⽅法来分析这个 数据库的内容，⽽提炼出他们图表中的卦之间共享的原则。 这些原则的基础是三画卦和六画卦共享的直观属性，⽽图表 的作者按照那些属性来定义他们卦序列的结构。莱布尼茨、 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公元1815—1864年）、理查德 ·汉明（RichardW. Hamming，公元1915—1998年）和其他 研究⼈员利⽤了⼆进制数系统中的⼀些原素对⼆元数字进⾏ 了研究，这些元素在很⼤程度上是计算性的。然⽽，中国象 数学者所提出的，将在本书中予以讨论的，⼤多是描述性 的。在认知和计算机科学的背景下，那些命题据我所知仍未 被探索。我相信这些从卦序列的图形数据库中抽象出来的原 则有可能为研究⼈类思维的运作提供新的视⾓，⽽这已成为 我后期⼯作的⽬标。本书最后⼀篇⽂章《N画卦理论》总结 了我对这个主题的看法。 然⽽，我⼀直以来的⽬标是解决《周易》卦序的难题。 就《周易》经本⾝⽽⾔，六⼗四卦卦序列的安排⽐任何⼀个 后来的图形数据库中的卦序列都要更加难以理解。来知德在 《上下篇义》⾥就提出了关于《周易》卦序逻辑的⼏点建 议，这些建议是我研究的出发点。从那⾥开始，我对卦序结 构进⾏了近乎全⾯的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我不断回到这 个问题，并在1990年发表了⼀篇初步研究的⽂章。[1]在那项 研究中，我在研究来知德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析卦序问 题的基本图⽰，即所谓的“统⼀视⾓”。其中，六⼗四个六画 卦被浓缩为三⼗六个“统⼀位”。像乾、坤那样翻转⽆别的⼋ 个“对卦”被视为单独的统⼀位，⽽像屯、蒙那样互为“反卦” 的两个卦被视为⼀个统⼀位。如此，上、下经就成为各具⼗ ⼋个统⼀位的平⾏⼦序列。该⽅式减少了待处理的视觉内容 的数量，并让⼈更容易看到整个卦序中统⼀位置的模式。 在过去20年⾥，我继续就早期研究中的⼀些不⾜之处予 以探讨，并在2011年发表了⼀个更完整的解释《〈易经〉卦 序中的结构性因素》[2]。卦序的结构实际上像⼀幅拼图，由 互锁的部分拼合⽽成。与早期的象数家⼀样，我设计了许多 图形来展⽰这些部分是如何组合在⼀起的。这些互锁的部分 是卦序中的各种⼦序列，最明显的⼦序列是上、下经。在这 两个⼦序列中，对卦和反卦都配对并置，并且成对的对卦、 反卦的基础阴阳⽘净计数也是配对的。此外，在上、下经中 还有平⾏的卦组，它们反映了其成员卦的属性，如三画卦⾃ 重卦、消息卦、全应⽘卦等。复次，卦序作者在卦序中强调 了阳卦在奇位、阴卦在偶位的顺序规则。这些属性和规则所 造成的结果是构造了⼀种微妙的美。其中，通过重叠的卦组 和简洁地暗⽰其他卦组，卦序呈现了最⼤化的信息量。 最后，我意识到卦序中的图案叠加在三个层⾯上运作， 就写了《〈周易〉卦序结构中的三层意义》。完成这篇⽂章 以后，又认识到“互体”在卦序结构中的特殊意义，于是又写 了《“互体”卦与〈周易〉卦序的第四层结构》作为补充，⼀ 起来阐明这些结构特征。这项研究还额外总结了六画卦的属 性和卦序的结构规则，使属性的总数达到⼗⼀个，使规则的 总数达到⼗七个。 在研究《周易》卦序的过程中，我不断回到历史上的图形集 合来考虑问题。其中⾮常有趣的是属于汉朝孟喜的“卦⽓ 图”。《〈易经〉卦序的季节性结构》⼀⽂，使⽤了统计⽅ 法，来证明“卦⽓图”序列可以作为平均⼀年⽣产周期的图 表。在这种安排中，⼗⼆个消息卦⾸先被识别为六画卦属性 组。剩下的卦根据阴阳⽘计数排列。根据季节性类⽐，将冷 的⽉份视为阴性，在卦序列的冬季和春季部分中，阴⽘⽐阳 ⽘多。同样，在夏季和秋季部分，阳⽘⽐阴⽘多。然⽽，我 ⽆法解释该序列中除消息卦之外的其他各个六画卦的位置。 剩下的五⼗⼆个卦似乎缺乏在其他⼈⼯序列中发现的任何⼀ 种规则，⽽除了累积阴阳⽘的季节性趋势似乎是随机放置 的。尽管如此，这样的季节性概念也存在于《周易》卦序 中，⽽“卦⽓图”的六画卦季节性放置⽅式与其“消息卦”成为 后来象数家的公理。 在卦序列图形数据库中，我⾮常关注邵雍的“先天⽅ 图”，并将其与《周易》卦序予以⽐较，进⾏了长时间的研 究。⽅图或许起源于《周易》完成三千年之后，⽽令⼈惊讶 的是，在邵⼦的系列中竟然会发现许多与《周易》相似的规 则。我在《“先天⽅图”和〈周易〉卦序共享卦属性和位置规 则》中讨论了这些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提出了⼀些可能 ⽆法解决却很有趣的问题：《周易》卦序的创造者是否曾受 到过类似于邵雍先天⽅图那样的图形的影响呢？或者是⼆元 系列中固有的六画卦属性和规则呢？又或者，会不会是⼈类 意识将它们强加于⼆元系列的呢？ 也许后两个问题是相同的。数字是⼈类⼼灵的产物，看 到数字模式也是⼀种⼼理活动。同样，安排卦序列的想法是 ⼤脑的神经元⽹络的活动，它可以被理解为⼆元开/关电学 结构。当⼼灵创造出某种卦序模式时，就像⼼理学上的罗夏 克测试⼀样，反映了它的内部运作。当反射是可量化的时， 如以⼆进制性六画卦那样，那些内部运作就会以前所未有的 格式得到研究。据我所知，不仅罗夏克测试，⽽且任何其他 投射神经活动的⽅法，都没有如此直接的数学性。 令我更加惊讶的是，我偶然发现了王肇宗先⽣1829年刻 印的《周易图》，在这本⼏乎已经⽆⼈知晓的书中，我发现 他提出了⼀些与我所见相同的属性与规则。在《王肇宗〈周 易图〉中关于〈周易〉卦序结构的思想》中，我描述了他的 想法。李尚信博⼠2008年出版的《卦序与解卦理路》也引起 了我对另外两位意想不到的先⾏者的注意。与王肇宗同时代 的崔述和20世纪30年代的沈有⿍。他们都曾指出《周易》卦 序并⾮像传统学者所断⾔的那样是⼀个叙事序列，⽤沈有⿍ 的话说，崔⽒和沈⽒认为卦序“⽤建构原则”。这种说法集中 体现了我们四个后学以更客观的⽅法所看到的与传统关于卦 序观点的差异。王⽒、崔⽒和沈⽒都曾研究了我正在考察的 主题，⽽我直到发表⼀篇⽂章之后，才逐步发现他们。沈有 ⿍在了解崔⽒早期的主张之后，也曾感到很惊讶，他告诫 说：“由是知客观真理，⾮⼀⼈之⾔，故详著其说，读者幸 ⽆忽之。”[3]《易经》的现有材料数量如此繁多，以⾄于每个 研究⼈员都必须谨慎对待原创性。 ⼈们很有可能认为，这些新的概念上的突破是在中国⼈ 理解科学探究原则，并允许对儒家正统观点进⾏⼀种多元化 解读的19世纪才出现的。然⽽，在清朝早期，儒家就已经发 展了考据学作为研究经典的⽅法，并对经典进⾏了⼀种细致 的研究。如果将其态度应⽤于数学，描述⾃然过程和物理⼒ 量，可能已经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了。并且，黄宗羲在 《易学象数论》中已经对与《易经》相关的图形进⾏了批 评，证明它们并没有影响卦⽘辞或⼗翼的写作。然⽽，像杨 ⽅达那样的学者，仍然在1730年表现出把图形本⾝作为研究 对象的兴趣。本着考据学的精神，杨⽒⼀丝不苟地记录了早 期图形的起源。他也创作了⾃⼰的原始风格的图形。虽然王 肇宗没有提到杨⽒，但是后者的⼀些图形与王⽒的图象有明 显的相似之处，这暗⽰着他的灵感部分来⾃象数领域。 科学范式的转变是否影响了王⽒和崔⽒，已经不得⽽ 知，⽽现代的思维⽅式明确影响了沈有⿍。科学⽅法当然是 我在易学研究中所倡导和坚持的，这对⽐我年轻的李尚信博 ⼠来说，也是如此。李博⼠也以其独⽴的易学研究，证明了 ⼀些与我不谋⽽合的发现。像李博⼠和我这样的研究者认 为，《周易》是否为周⽂王和孔⼦那样受尊敬的古代圣贤所 创作，并不像影响传统学者那样，会导致我们研究⽅向的偏 移。例如，来知德在开始建⽴⾃⼰的观点之前，⽤了40年去 反驳朱熹以“卦变”概念解说⼀些卦⽘辞的观点。⼀些儒家的 正统想法，可以说是迄今为⽌阻碍⼈们看到卦序潜在结构原 则的主要原因。 在传统易学⽅法中，⼈们习惯于认为有必要验证⼗翼是 对卦⽘辞的正确解释。《彖》、⼤⼩《象》、《说卦》等传 都依赖于三画卦联想来解释卦⽘辞。后来儒者觉得有必要找 到三画卦联想的卦象依据，为了实现这⼀⽬标⽽发明了像 “卦变”“互体”“旁通”等⽅法。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发现表 明，“⼗翼”并不⼀定是唯⼀或最早的解说。此外，后来的象 数学以三画卦联想或占⼘数学为核⼼，这在帛书《易》所附 的“易传”中也并未说出（帛书《易》的卦序也是独⼀的，但 是，我倾向于相信帛书卦序是今本《周易》卦序的重新排 列）。因此，帛书的发现表明，黄宗羲所说的《周易》卦辞 与传统解释⽅式的脱钩可能已经完成。 尽管如此，卦⽘画与圣⼈所系之辞是不会完全分开的。 《系辞》⼏次说到“易之为书也”，在这个上下⽂语境中， “书”指出了卦⽘辞与《周易》卦序的⼀致呈现。按理说，本 书应该研究两个⽅⾯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系。我研究了六 画卦的属性和卦序中的规则是否影响了《周易》措辞选择的 可能性。在《卦属性与卦⽘辞的关系》中，我⽤统计分析的 ⽅法提出了这种关系的⼀些例⼦。其中只可以假设⼀个或两 个可能指向三画卦联系的起源，⽽更多的则是与反卦、之卦 等关系相关联。在这⽅⾯，科学调查表明，对于卦⽘画和 《周易》措辞之间关系的传统信念存在着证据基础，然⽽， 传统观念并没有强调正确的关系。 我的结论是，当遵循许多代易学家的本能⽽不是他们的 信念时，我们就会被引导到⼀个丰富的⼏乎没有被探索过的 关于⼈类思维的启⽰中去。尽管他们仔细记录了《周易》卦 ⽘辞的意义、出版历史以及甚⾄是他们最终拒绝的图像，但 传统学者⼤多不愿意将他们的思想从“⼗翼”的影响中解放出 来。这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批评正统传统。像来知德这样的学 者毫不犹豫地说以前的儒者所做的解释是错误的。但他们坚 持认为孔⼦写了“⼗翼”，⽽他们的敬畏强迫他们进⾏巧妙但 ⽆法得到⽀持的解释。这种知识⽭盾的安全阀出现在《系 辞》“君⼦所居⽽安者，易之序也”的话中。“易之序”构成了 ⼀个实验室，来试验六画卦之间的关系。象数学者相信这些 关系可能有助于解释卦⽘辞的意义，但是最终这些实验创造 了⼀个独⽴的研究领域。虽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本书的⽬的 不仅仅在于《易经》卦序，⽽且还涵盖了⼈类思维的内在运 作。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博⼠对《易经》的批 评是严厉的，他认为因为它集中了中国最优秀⼈才的精⼒， 易学是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种⼤阻碍。但我相信，象数学家 所建议的卦序列的属性和规则，通过在计算实践中添加定性 维度，反⽽可以为使⽤⼆进制进程的科学领域提供潜在理论 框架的补充。如果在我所指⽰的⽅向上进⼀步研究，也许这 个鲜为⼈知的中国思想史领域将被认为是对科学世界的贡 献，⾜以与以前的“四⼤发明”相提并论。 ⾄少我希望我提供的见解将为当代读者揭⽰《周易》卦序的 微妙之美。除了指向科学的应⽤⽅向外，它是⼀个复杂⽽多 层次的视觉艺术作品，体现了中国⽂化的核⼼。 此外，笔者要感谢The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刊发 《〈易经〉卦序的季节性结构》和《〈易经〉卦序中的结构 性因素》两⽂的英⽂版。同时，还要感谢清华⼤学的丁四新 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学哲学院的王⾬⾠院长对本书出版的 ⽀持。最重要的是，笔者要感谢本书编译者夏世华先⽣，他 为了理解、翻译和向中国读者展⽰我的作品，做了细致⽽刻 苦的努⼒。我们⾝隔万⾥，素昧平⽣，却发现了⼀种有效的 沟通⽅式，合作完成了⼀本我希望能帮助跨⽂化理解的书。 后学舒来瑞序 2019年秋分 [1]LarryJ. Schulz.Structural Motifs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64 Gua in the Zhouyi[J].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1990,17(3):345—358. [2] LarryJ. Schulz.Structural Elements in the Zhou Yijing Hexagram Sequence[J].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2011,38(4):639—665. [3]沈有⿍.周易序卦⾻构⼤意.沈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2. 编译后记 舒来瑞先⽣是地道的美国⼈，本名Larry James Schulz， 1946年出⽣于美国俄亥俄州阿默斯特镇。⼤学期间开始接触 儒、道、佛的思想，硕⼠阶段主攻中国⽂学，完成了关于陆 游诗的学位论⽂。1973—1975年在台湾学习期间，接触到来 知德的易学著作，1982年提交了《来知德与易经象学》的博 ⼠学位论⽂，在普林斯顿⼤学获得博⼠学位。⽽后进⼊美国 中央银⾏⼯作，⾄2006年退休。 舒来瑞先⽣接受了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他1982年的 博⼠学位论⽂第⼀次向英语世界介绍了象数易学的历史，也 第⼀次介绍了来知德其⼈及其易学思想（查阅中国知⽹，国 内研究来知德的论⽂1990年以后才逐步出现，近年增多）， 他对象数学、来知德易学、卦序问题的介绍和研究，可以说 开启了英语世界研究这些易学领域的序幕。舒先⽣虽不在⼤ 学任职，但他从未中⽌其易学研究。1990年，Journalof Chinese Philosophy这本英语世界影响⼴泛的中国哲学研究杂 志刊发了他的两篇阶段性研究论⽂。退休以后，舒先⽣得以 专⼼竭⼒于⾃⼰的卦序和易学研究，2011年又在Journalof Chinese Philosophy上发表了⾃⼰关于卦序问题的整体思考。 近年来，他更关注中国传统易学家的⼆元数理论，认为这种 从各种象数学者的⾮系统表达中提炼出来的⼆元数论，可以 理解为⽤纯粹数字形式反映的⼀种⼈类⼤脑处理信息的⽅ 式。可以说，在英语世界的易学研究者中，舒来瑞先⽣颇具 特⾊和代表性，他始终如⼀地以专业的精神和科学的⽅法研 究《周易》，尤其是其中的象数和卦序思想。他的易学研究 以对来知德象数学的探讨为基础，结合物理、数学和逻辑等 学科的知识，步步推进，来探讨《易经》卦序思想及其应⽤ 价值。这本《〈周易〉卦序问题综论》不仅收录、编译了舒 来瑞先⽣1990年、2011年的论⽂，⽽且包括⼀些尚未发布的 ⽂稿，是⼀位美国⽼⼈⽮志不渝四⼗载研究易学这种古⽼中 国学问的结晶。 编译舒来瑞先⽣这部论⽂集，是因为⼀个偶然的机缘。 2017年协助丁四新师编辑《英语世界的早期中国哲学研究》 （浙江⼤学出版社2017年版）⼀书，在该书第六章《英语世 界的易学研究》中，我们简要介绍了舒来瑞先⽣及其论著。 在编辑该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外国学者有⾃⼰的中⽂ 名，⽽⾮我们常⽤的⾳译名字，为了尽量准确，便通过互联 ⽹找到他们的电⼦邮箱，逐个发邮件询问，有幸得到了很多 学者的回复。就是这样，才和舒来瑞先⽣建⽴了联系，他对 我们的简要介绍很满意，并提出书出版后，邮寄⼀本给他。 后来因为邮寄不便，我只好发送了扫描的电⼦版。舒先⽣收 到书之后，来信谈到他最新的研究进展，并询问我们是否有 兴趣出版他最新的研究成果。虽然明知编译⼯作和联系出版 都⽐较⿇烦，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因为通过前 ⾯⼏次邮件往来，我⼤致感到舒先⽣40年来⼀直在致⼒于 《周易》卦序问题的研究，其专精诚然可贵，其所思应可期 待。我们理应出版这本书，以向这位⼀直真诚追求中国学问 的国际友⼈致敬。为了联系出版的⽅便，我草拟了⼀份编译 计划，将舒先⽣重要的论⽂和最新的研究都纳⼊其中，准备 ⾸次以中⽂版全⾯反映他的研究，这⼀计划迅速得到舒先⽣ 的肯认。此后曾将编译计划交给丁四新师过⽬，他也颇为⽀ 持这项⼯作，并协助联系出版事宜。 由于希望尽早完成书稿，我们协商了⼀个⼯作办法，就 是由舒先⽣把已经发表或完成的英⽂论⽂先翻译成中⽂初 稿，并把⼀些尚未完成的⽂章，直接⽤中⽂写出，然后由我 来校对润⾊中⽂。我们⾸先从已经发表的英⽂论⽂开始，舒 先⽣虽年事已⾼，但⼗分精进，隔⼏天就会通过电⼦邮件给 我发来⼀份稿件，我就对着英⽂稿逐字逐句地去学习、理解 他的专业术语、表述习惯和思维⽅式，然后校对他的中⽂ 稿。在⽤跟踪修改功能来修订⼀位⼼存敬意的长者的稿件 时，内⼼⼗分忐忑，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我尽量仔细确定每 ⼀个概念和术语的翻译，并逐⼀处理语法⽅⾯的问题，舒先 ⽣把我戏称为“翻译翻译者”，这形象反映出我所做⼯作的重 点所在。每篇稿件经我的校译之后，⽴即通过邮件反馈给舒 先⽣，⽽他定会在⼀两⽇内给我反馈意见。⼤体我对中⽂稿 的修改意见，多数得到了舒先⽣的肯定，这使我在后来处理 他那些没有英⽂稿⽐照的⽂稿时，多了⼏分信⼼。每篇⽂章 都是经过⼏番邮件往还之后，才最后交由舒先⽣⾃⼰定稿 的。完成各篇之后，我将它们汇成书稿，并对其中的图形、 术语、⽂字再次进⾏统⼀的编辑，交由舒先⽣审定，并请舒 先⽣写了⼀篇⾃序，来简要介绍其研究的思想历程和要点。 今年暑假，根据出版社反馈的关于稿件的各种意见，我又花 了⼀个多⽉的时间对书稿中的注释、⽂字表述等进⾏了⼀次 系统的修订，并再次交由舒先⽣定稿。 这本书稿，是舒先⽣和我⽤E-mail跨越太平洋合作编译 ⽽成，这种合作⽅式，我们都未曾经历过，但从开始计划直 ⾄书稿完成，我们都默契⽽愉快地展开协作。本书正式进⼊ 出版程序，是2019年下半年，就是在那⼀年末的春节期间， 武汉因爆发疫情⽽经历了封城之痛，数⽉之后，武汉解封， 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控制，然⽽世界的疫情却愈演愈烈，不计 其数的⼈因此⽽离世。疫情期间，我和舒先⽣也偶尔会互通 邮件，表达彼此的问候和祝福。在今年春天收到的⼀封邮件 中，舒先⽣提到他唯⼀的爱⼦前段时间过世了，我瞬间默 然，不忍去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的哀痛，那⼀刻，我只 想着能让这本书早⽇⾯世，或许这能让年事已⾼的舒先⽣略 感宽慰。 最后，中南财经政法⼤学哲学院的王⾬⾠院长的⽀持， 武汉⼤学出版社李程编辑的⾟勤付出，使本书得以顺利出 版，⼀并致谢。 夏世华 中南财经政法⼤学哲学院 2021年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