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原重庆庆江机器厂生活区。该厂始建于1966年，位于距离市区约25公里的鱼洞镇。厂区于1999年被废弃。

三线人的青春与暮年

一场“报效祖国”的三线运动，如今早已结束，工人们都已年迈，厂房也变成了机器的墓地，但一切却依旧不为世人所熟悉，他们就好比一个时代的风，刮走了，再没人想起。

多年以后，罗尘带着纪录片团队重回三线时，想起的是父亲将他扛在肩膀上走在刚竣工的湖南省煤炭机械厂的那个傍晚。当时夕阳西下霞光满天，工厂里四处红彤彤的，厂区后面的家属区还在建设中，热火朝天，人声鼎沸。

父亲也还年轻，一路走得斗志昂扬，他指着四处，对5岁的儿子说，你看，这路，那电线杆，还有学校，都是他们一手搞出来的。

这是一块新开辟的天地。

罗尘1979年出生在湘中腹地的三线工厂，16岁时离开，先去长沙，然后是北京，当时他年轻气盛，只觉得窝在山沟的工厂缺乏希望。他先写小说，后来拍纪录片，成为大城市里的文艺男。一次拍电影选景，他重回工厂旧址，才第一次知道，那么一大片区域，有一个统一的称谓：三线地区。

“作为三线的后人，我一直并不清楚那段历史。”罗尘说。他发现，原来熟悉的东西其实很陌生。

罗尘决心要“寻找失落的世界”，用两个月时间拍摄，又花了一个月剪辑，最后完成了一部10集纪录片——《三线往事》。

一场神秘的报效祖国运动

幼年呆过的工厂，荒草疯长，没什么人，但凡有一些路子的人，都离开了。厂房成了村民的猪圈，非常破败。他又到贵州一带看景，那里的三线工厂也很凄凉，红砖瓦房，五角星，毛泽东像，标语，都在，但物是人非，“我亲身经历过曾经的繁荣的热气腾腾的场面，怎么现在就变得如此冷清凄凉？”

当年的工人都已风烛残年，并已经随着工厂的衰落离开了当地。然而他们到哪儿都感到有些格格不入，为了记忆能有所依托，他们自发组建了许多联谊会，找到一个就会找到一群。

罗尘说，“他们特别愿意倾诉，因为好多年没人关注他们曾经的辉煌年代了，那时一个八级钳工是很牛的，有种自豪感，‘我有技术’。”

那也是一场运动。它不同于知识青年下乡，也不同于文革串联，它是一场“报效祖国”的运动。

1960年代，国际局势紧张，中国周边战火不断。当时中国主要的工业70%分布在沿海大中城市。为了备战备荒，国家在第三个五年计划里提出全面重点抓好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是从地理上划分的，沿海地区是一线，中部地区是二线，西部纵深地带是三线，涉及13个省和自治区。三线建设从1964年至1980年，共投入2052.68亿元，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的民工建设者，就像罗尘父亲那样，从各自的故乡出发，来到西南三线地区。

当时有一句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

倪同正当年就是这“好人好马”中的一员，他从上海出发，奔赴四川彭州山区，在那里参与建设了锦江油泵油嘴厂。

如今已是花甲老者的他，回到上海，创建了“三线锦江人”博客，这成为他们三线人的一个联谊窗口，除了当年的锦江厂的同事，别的工厂的三线人也慕名而来，寻找共同的回忆。

倪同正很喜欢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按照当年的习惯，倪同正称自己是“支内”，支援内地建设之意。三线在当年是一个隐秘的词儿，从未出现在公开的报道中，甚至连具体的通信地址都没有，对外，每个工厂只有一个经过编号的信箱作为代表。

多年后，贾樟柯拍摄了一部关于三线的电影——《24城》，讲述一个编号为402的成都三线老工厂，专事生产飞机发动机，如何变成了商业楼盘24城。他去成都取景，想看看工厂的全貌，就爬上附近的制高点—— 一座立交桥，但只看到一片浓密的树林，隐约有厂房的影子，但是什么都看不见。

“三线”这个词真正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时，已经是1980年代以后。然而30多年过去，这段历史始终徘徊在主流之外。

今年76岁的国家计委原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退休后一直致力于记录三线，他曾写过一本书，题目是《彭德怀在三线》。他说，北京一家媒体在发表他的《苍凉记彭总》时，将文中几次提到的“彭德怀在三线”——那时，彭德怀元帅在“大三线”任第三副主任，分管电力、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都改成了“彭德怀在三八线”。

编辑事后来找王春才道歉，他笑了笑说，没什么，都怪我们宣传三线太少了。

工作中的《三线往事》导演罗尘（右）。 图/ 受访者提供

“除了火葬场没有，该有的都有了”

刘光武31岁那年，从无锡油罐厂调到四川彭州地区支援三线建设，他们厂子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家油罐厂，很多人起初并不愿意离开无锡这个“鱼米之乡”。当时厂子里召开2500人的全体职工大会，党委书记会上宣布：“这是毛主席定的任务，是政治任务，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必须主动报名，接受党组织的挑选。”

罗尘找到他时，他说当年没觉得太苦：“知识分子过田园生活，想想其实也还比较惬意。”那是三线建设高潮期，全国人民生活也普遍简单，工厂自己开发了豆腐房、煤房，还修了邮局，办了商店，“除了火葬场没有，该有的都有了”。

又封闭，又完备，是所有三线厂的共同特征。罗尘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都是在工厂内部读完，不出意外的话，很多人之后进入车间，所有看到的人都是熟人，你的妻子可能和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

所幸这个大部分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社会，经常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休闲活动，隔三差五赛场篮球，或看场电影(附近山上的猴子们也一起看)，连技术大比武这样的竞赛，也显得趣味横生，总能让工人们感到某种惬意。

直到改革开放后，外面的世界开始“搞活”并丰富起来，三线厂区才显得乏味起来，但在最初一段时间，昂扬的斗志和年轻人的激情，使得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

当时，整个三线建设，从全国各地抽调400万知识分子和技术骨干，几乎是当时国内大部分的精英，如此规模庞大的人口迁移，原本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一切变得简单。

1960年代，上海光学仪器厂受命在贵阳创建一家新的光学仪器厂：新天光学仪器厂。800多名内迁职工、复退军人、新分配进厂的大中专毕业生，以及1050名家属，从上海迁出户口，把家中所有物件打包装箱，乘上了远赴贵阳的火车，从动员到出发，仅用了10天时间。

罗尘在拍摄中发现，当时的三线人的行李中，有三样东西堪称标配：一是《毛主席语录》，一个是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然后才是与生活相关的物件，一个木制箱子。

罗尘的父亲就是带着这老三样，和他母亲一起“支内”的。父亲是一名车工，母亲则是家属加工厂流水线上的一个女工。“家属加工厂”也是三线特殊产物，为了解决随之而来的工人的家属就业，大多是做铁钉之类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工作。

那时候，罗尘还是小孩子，父母期望他将来也能当工人，那才是最稳妥的铁饭碗。

王小帅和罗尘一样，也是第二代三线人，14岁前，他一直在三线厂里生活，后来为了祭奠那个年月，他拍了电影《青红》。

“六七十年代，工人在当地非常厉害，一个月能够领到五六十块钱的工资，日子很好过的。到赶集的时候，去寨子买鸡买鱼，附近山民觉得工人都太有钱了。”王小帅说，工人都很有优越感，接父母的班，做个工人，是三线当时的不二法则，进工厂，就端上了铁饭碗，有福利，有劳保。“我们少年时期穿的裤子鞋子，都是工厂发的劳保用品，那种翻毛皮鞋，农民提着一篮子鸡蛋来换，挺贵的。”

上世纪60 年代末的四川大三线工厂联合运动会上，手持冲锋枪参加入场仪式的工人们。 图/ 受访者提供

一阵风一样，什么都过去了

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战争的阴霾渐渐远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政治口号，为战争而准备的三线建设，慢慢失去了它原本的作用，崇山峻岭中的三线人，忽然发现自己曾无比自豪的优越感消失了。

这些久别故乡的老上海人，买下房子想迁回户口时，却发现困难重重，为证明自己曾经是“三线”人，需要各种文件各种手续，一位工人几经周折还是因为缺少某份文书，无法落户，他不仅悲从中来：“我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去的，为国家建设拼死拼活，现在服务期满，回家乡过退休生活，报个户口这么困难？想当年我户口迁出上海，才用了不到十分钟。”

他们的上海话已不纯正，办证人员向他们投来“外来人员”的冰冷眼光，使人莫名生出一种“矮人一截”的感觉。

倪同正说，2006年5月，按照上海市府的统一规定，须将原来办理的临时户口换成暂住证。他的一位朋友带上备齐的资料证件去街道“外来务工人员暂住户口申报”点办理时，心头很是不快：我当年是响应党的号召，肩负上海人民的重托支援内地建设的，现在完成任务回家，倒成了外来务工人员。

暂住证另附一张登记卡，要求每月到所在居委会报到盖章，每半年再到街道外来人员办理处划卡验证。“这怎么有点像劳改犯监外执行了呢？”但想要三年后申报上海户口，这是必须的条件之一。

当年，上海是“支内”重镇。倪同正说，那时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有两类人，一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二就是准备支援三线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胸口戴着大红花，风光无限，车站广播里不停传出激动的声音：到哪儿都是上海人，故乡等你归来。

这样的表态也发生在动员大会上。很多人记得，当年开动员大会时，时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的周炳坤亲临会场，说：“你们永远是上海的儿女！”

罗尘说，对于这些三线人来说，故乡就是诗人余光中说的“回不去的地方”，无论到哪里，他们都是“他者”，以至于王小帅这样感慨，“我羡慕有祖坟的人。”